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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种植体集采拟中选结果出炉：最高降价近八成，有企业惊呼不可思议******

　　1月11日，口腔种植体系统省级联盟集采在成都开标，据国家医保局所属唯一媒体平台中国医疗保险文章，这是高值耗材集采从医保领域扩围到非医保领域的首次尝试。

　　中午12时30分左右，此次集采的拟中选结果在开标现场公布。此次共有40个产品拟中选，其中A组产品20个拟中选，B组产品20个拟中选，涉及士卓曼、诺贝尔生物、威高、百康特等国内外企业。

　　从拟中选结果名单来看，B组的杭州民生立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四级纯钛产品系统报出了全场最低价，为548元，相比2380元/套的最高有效申报价，降幅约77%，在其竞价单元拟中选规则排名第一。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在听到548元的价格后，有企业代表发出惊呼：“真不可思议。”

　　从此前种植牙集采文件公布的首年采购需求量和首年意向采购量来看，A组的奥齿泰、登腾、士卓曼、诺贝尔生物、R&B齿科的采购需求量和意向采购量居于前五位，均在10万套以上。

　　开标现场报价显示，奥齿泰的四级纯钛产品系统报价771元，相比最高有效申报价降幅约68%；B&B齿科的四级纯钛产品系统报价1163元，相比最高有效申报价降幅约51%；诺贝尔生物的四级纯钛产品系统报价1855元，较最高有效申报价降幅约22%。上述企业均出现在拟中选结果名单。

　　来自瑞士的知名齿科器械企业士卓曼也参与了现场报价，其钛合金产品系统报价3517元，超过了2380元的最高有效申报价，未获得拟中选结果。不过，该公司的四级纯钛产品系统报价1855元，降幅约22%，获得拟中选资格，在竞价单元拟中选规则排名13位。

　　此次集采也有企业踩着2380元的最高有效申报价进行报价，如A组的常州百康特的钛合金产品系统报价2380元，并未进入拟中选结果名单，而该公司另一款四级纯钛产品系统则报价630元，较最高有效申报价降幅超过74%，第一顺位中标。

　　口腔种植体系统省际联盟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2号)文件显示，口腔种植体系统集中带量采购产品以种植体、修复基台、配件包各1件组成种植体产品系统，根据种植体材质，分为四级纯钛种植体产品系统和钛合金种植体产品系统共两个产品系统类别，并对各部件做出具体要求。四级纯钛种植体产品系统和钛合金种植体产品系统的最高有效申报价统一为2380元/套，集中带量采购周期为3年。

　　从公告来看，各产品系统类别的首年意向采购量按参加本次集中带量采购的每一家医疗机构报送的各产品系统首年采购需求量的90%(如出现非整数则向上取整至个位)累加得出。其中，四级纯钛种植体产品系统首年采购需求量为2494956套，首年意向采购量为2253818套；钛合金种植体产品系统首年采购需求量为375087套， 首年意向采购量为339335套。

　　以此计算，上述产品的年需求总量超过280万套，首年意向采购量超过259万套。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